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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奇人张伯驹(下篇)

作者:李雨楠    编辑:李雨楠    来源:吉林广播网   2017-05-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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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伯驹先生作为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寂寞的孤峰,他在我国收藏领域的贡献即使在现如今也没有几人能出其右。在当今很多人把收藏当作一种投资理财方式的时候,张先生的精神和境界更会让许多人汗颜。

一些所谓的“收藏家”们在追逐艺术品的升值,攫取巨额利润之时,大收藏家张伯驹的收藏却往往是只“入”不“出”。在张伯驹眼里,这些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画价值,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。一幅《游春图》使他从富可敌国沦为负债累累,在他身陷匪窟、性命堪忧时,还在誓死保护《平复帖》的安全。这些传奇般的际遇,成了世人久传不衰的美谈。他用了毕生的时间、精力和钱财避免中华国宝流失国外。经过他手蓄藏的顶级书画名迹,在其著作《丛碧书画录》里登记的,就有118件之多。

平生不识张伯驹 就别反驳自己没文化了(下篇)

1941年,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,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。由于绑架人的身份是汪伪特工总部的“76号”特务组织,因而警察并不会过问。他们开口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,否则就会撕票。

当时,张家的钱绝大部分都已经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。因而,变卖字画、换钱赎人似乎是最合理也最可行的办法。于是潘素便要求:想见伯驹一面。张伯驹见到潘素时,已经多日不食、憔悴不堪。但他却悄悄告诉潘素,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,尤其是那幅《平复帖》,他斩钉截铁地说:“那是我的命。我死了不要紧,那字画要留下来。别为了赎我而卖掉,否则我宁死也不出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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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,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“撕票”的危险,也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他的书画藏品。绑匪见实在占不到便宜,才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,又加上潘素的日夜奔波,四处筹借,才使张伯驹最终脱离了危险。

视国宝胜于生命的张伯驹夫妇,在战乱烽火中倾尽心血守护珍藏。在北平沦陷后的几年里,为了不让像《平复帖》这样的国宝级字画出任何意外,夫妇二人往返于北平和西安之间,潘素将它们偷偷缝入衣被,陆续带出了北平。

文人品格

张伯驹天性散淡超逸,在为人涵养上更是让人高山仰止。不论世事如何变化,他都会从容以对,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过着他想要的那份生活。在袁世凯复辟闹剧收场之后,他的儿子袁克定人见人躲。只有张伯驹收留了他长达十年,只因为袁克定当年不肯与日本人合作。

对于张伯驹淡然的个性,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描述道:“我到了张先生那里,去熟了以后,我不理张先生,张先生也不理我,我要回学校了,我也不告辞,我出了门就走,摆脱俗念,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。”

1945年,著名文物学家王世襄参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时,得以和张伯驹结交。王世襄一直想研究张伯驹所藏的《平复帖》,由于宝贝实在太过珍贵,便小心翼翼地向张伯驹提出能否在他家里看上一两次。没想到这一说,张伯驹便爽快地说:“你拿回家看去”,这下反倒让王世襄感到忐忑不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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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机《平复帖》全貌

到家之后,王世襄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,用白棉布铺垫平整,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《平复帖》包好,放到箱子里。每次不得已出门,回来后都要开锁启箱,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。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,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,光线好而无日晒处,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,洗净手,戴上白手套,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。王世襄回忆起自己拿到这幅稀世珍宝的心情时说:“《平复帖》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,一时顿觉轻松愉快,如释重负。”

还珠于民 终其夙愿

对于一个收藏家而言,也许失去任何一件珍贵藏品,他的内心都会有如“剜肉”一般痛苦。但张伯驹却似乎是收藏家中的异类,他彻彻底底地颠覆了“收藏”的概念。

历代的收藏家们,都会在《平复帖》上留下自己的印迹。唯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。凡经手收藏的人,都以《平复帖》获利,唯独张伯驹倒贴大把银子,又无偿献给国家。

1956年,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厚礼。谁也没有想到,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夫妇,竟石破天惊地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——包括陆机的《平复帖》、杜牧的《张好好诗》、范仲淹的《道服赞》等8幅最顶级的书法,无偿捐献出来。这些无价之宝能历经战乱留存至今,还珠于民,并最终由故宫博物院收藏,为中华民族所共享,张伯驹居功至伟。如此看来,张伯驹先生不惜代价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,既是出于至诚的爱国情怀,也是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深刻的认知与由衷的热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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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牧《张好好诗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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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仲淹《道服赞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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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白《上阳台帖》

他用自己惊心动魄的一生为收藏事业诠释出更为博大的含义,那便是:记录历史、保存文化。一个民族的文明结晶,由此星火相传,生生不息。在他看来,这些珍宝离他而去,正是“得其所哉,终吾夙愿”。

无偿捐献之后,政府欲奖励其20万元,但张伯驹婉言相拒,分文不取。无奈之下,时任文化部部长的作家茅盾只得亲笔为张伯驹颁发了一纸褒奖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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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,很多人都对张伯驹的行为感到不解——耗尽万贯家财收藏的珍宝,却何以无偿捐之?张伯驹后来说:“不知情者,谓我搜罗唐宋精品,不惜一掷千金,魄力过人。其实,我是历尽辛苦,也不能尽如人意。因为黄金易得,国宝无二。我买它们不是卖钱,是怕它们流入外国。”再后来,张伯驹将余下所藏的大部分书画,又分批捐献给了故宫。

长春岁月

在张伯驹的一生中,有近十年的宝贵时光是在长春度过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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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光回溯到1957年,大规模的“反右”斗争开始后,在文化部公布的第四批反党反社会分子名单中有了张伯驹的名字。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,还有大会小会不停的批斗。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消息传到了他的好友陈毅元帅那里,陈老总道:“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都捐给了国家,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,砍我脑壳也不信!”

1960年,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于毅夫赴京开会,一直担心张伯驹的陈毅找到于毅夫,对他说:“我有个好朋友叫张伯驹,目前境遇不好,能否给安排一下?”1961年仲秋的一天,张伯驹收到了来自吉林一封电报,上面的内容是:

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:

吉林地处东北腹地,物埠民丰,百业待举,现有博物馆急需有经验的人才,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,可否考虑来工作。

翘盼待复。

又: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,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教。

发函人正是时任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宋振庭,红军长征时曾是陈毅元帅的老部下,也是吉林省历史上一位颇为重要的文化官员。当年冬天,张伯驹夫妇准备启程,开始新的人生旅途。两人离京前,陈毅安排家宴为他们送行。临别时陈毅对张伯驹说:“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,我该向你道歉。”张伯驹淡然地说:“国家大,人多,个人受点委屈难免,算不了什么,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,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?”陈毅还为夫妇二人送上礼物表示祝愿,说:“这点小礼物,做个纪念吧,你们到长春后,安顿好了再打开看。”

几天后,在宋振庭的安排下,张伯驹来到了飘雪的长春,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,潘素也随后被吉林艺术专科学校聘请,走上了工作岗位。

很快,夫妇二人被安置在吉林艺术专科学校朝阳区宿舍。三间小房,一个小院子。安定了生活,收拾好房间,二人把临别时陈毅送的礼物小心翼翼地拆包打开,里面是一副精致的立轴,挂在墙上仔细端详,竟是一首陈毅亲笔的自作诗《冬夜杂咏》: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,待到雪化时。”此时,夫妇二人热泪盈眶。这一年的冬天,新的生活开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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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期,中央曾发出倡议,让具备条件的省份筹建博物馆,由此,吉林省决定筹建省博物馆,并委任时任吉林省政府文化处处长的宋振庭主持筹建工作。1952年春节,吉林省博物馆宣告成立,1957年正式向群众开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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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振庭与夫人宫敏章

张伯驹调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时,吉林省的文化底子相对薄弱,省博物馆还只是一个略具特色的地方小馆,藏品无法与国内重点单位相比。张伯驹开创了吉林省博物馆真正意义上的的馆藏时代。

在新的岗位上,张伯驹夫妇热情地投身到自己熟悉的工作之中。此时,曲折的来路似乎全部都有了意义。他们兴致勃勃,精神焕发,潘素的美术教学搞得有声有色,还开了个人画展,在东北画坛引起很大震动,张伯驹则开始埋头整理起省馆的藏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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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博物院“张伯驹馆”

在宋振庭的大力支持下,张伯驹开始有意识地多次进京,历史性地为吉林博物馆购买古代书画珍品。在张伯驹的建议下,省博物馆首先把遗落在公主岭的董其昌代表作《昼锦堂记》买了回来,这是张伯驹为吉林省博物馆收藏购得的第一件藏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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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其昌书《 昼锦堂记 》卷(局部)

随着收藏工作的有序进行,张伯驹把文物市场上齐白石、张大千、溥心畲的作品购入省馆收藏,把明清书画扇面,成扇和名人书札买绝,致力于把博物馆办成某些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中心基地,在国内地方博物馆中,吉博的地位逐步得到提升。那些年,每年都有大批珍贵的书画藏品进入吉林省博物馆。一发而不可收的张伯驹,由此开启了吉林省博物馆的个性化收藏与特色收藏的新篇章。

1964年,因宋振庭对省博物馆的藏画中尚无宋人真迹感到甚是遗憾,张伯驹便将他最后一幅珍藏《百花图卷》无偿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。

翌年,张伯驹再次慷慨解囊,将其所剩其他古书画共计三十余件藏品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,包括元代仇远的《自书诗》卷、颜辉的《煮茶图》卷、宋代赵伯啸的《白云仙乔图》卷、元代赵子昂的《篆书千字文》卷、明代薛素素《墨兰图》轴、唐人写经《大般若波罗密多经》、明代董其昌的字对、唐人楷书册等等。当时,宋振庭握住张伯驹的手说:“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了。”

《百花图卷》被认为中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最早的一件女性画家的作品,是南宋女画家杨妹子所作的一件素绢本画卷,长3米有余,画上有寿春花、长春花、荷花、西施莲、宫槐、莲桃、灵芝等各种花卉十四种,另有天空、红日、祥云三种,计十七段,每段各有题咏。画风为南宋院体,设色妍丽,画法简练。小楷诗题,字书严谨娟秀,妩媚多姿。画卷前有作者题诗,卷后明人题跋。被历代宫廷和大收藏家视为绝代珍品。该画卷乾隆时期收入清内府收藏,清朝灭亡后,《百花图卷》散失于民间,后被张伯驹收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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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伯驹曾经这样表述:“我终生以书画为伴,到了晚年,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,每天看看它,精神也会好些。”就是这样一件被视为他精神慰藉的妙品,张伯驹最后还是选择捐给了吉林省博物馆。几年的时间里,他让吉林省博物馆在书画馆藏的数量和质量上跃居全国前列,为后人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。彼时此地,张伯驹先生功莫大焉。

几十年烟云过眼,阅尽世间浮华的张伯驹始终宠辱不惊,哪怕在晚年的艰难时景,也依然过着从容、优雅而精致的生活。

画家黄永玉在其出版的画册中收入了一幅追忆之作《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》——那是在1982年初,黄永玉携妻儿在莫斯科餐厅吃饭,“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,孤寂索漠,坐于小偏桌旁。餐至,红菜汤一盆,面包果酱,小碟黄油两小块,先生缓慢从容,品味红菜汤毕,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,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,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……”其个中缘由,是当时张伯驹夫妇二人正处于凄苦的日子里,妻子潘素病重,不能外出吃饭,于是张伯驹便为她打包回家,一个小细节之中,对潘素的爱意与清贫中的贵气犹可见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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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世襄也曾感慨:实在使人难以想象,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《平复贴》、黄金170两易得《游春图》,并于1955年将8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和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。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——“富不骄,贫能安,临危不惧,见辱不惊……真大忍人也!”

张伯驹一生都细细照看着他的文人情怀,连同一直陪伴他的琴棋书画一起,终生不渝,哪怕在最艰苦难岁月里,他也自始至终有尊严地活着。晚年,张伯驹在病榻上向女儿、女婿提及自己的这些经历,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:“人生在世,爱国是大事,决不能糊涂,小事满可不必计较。”

1982年,84岁的张伯驹病逝于北京,从容走完了自己的跌宕人生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,如今的张伯驹仿佛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走远。在当下文人名士越来越稀少的时代,人们总会意识到这样的旷世文人在他散淡的一生里,留给人们巨大的精神财富。

平生不识张伯驹 就别反驳自己没文化了(下篇)

张伯驹之后,有继者遥遥无期。感叹之余,惟有纪念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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